案情介绍：

原告（男方）与被告的母亲于2011年协议离婚，被告由母亲抚养，约定原告每月给付二万五千元抚养费。原告称，自2014年起，个人收入明显降低债务累累，无法支付高额抚养费，加之被告也从北京搬回德州生活，生活开支明显降低，要求将抚养费降至每月一千元。

1办案过程

乍一接手这个案件，好像无从下手，男方的起诉似乎有理有据。但经过慢慢收集证据发现，案情并不像原告以为的那么理所当然，也不像被告认为的那么败诉无疑。

要想确定整体思路，首先要通盘了解全部事实，包括双方离婚原因，离婚协议签署的背景，以及男方目前的经济状况。

经过查证，我们发现，双方离婚的原因是男方有出轨行为，之所以双方签署了高额的抚养费，是因为双方离婚时尚有一家成立不久的公司需要分割。公司成立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效益很好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公司至少有一半的股权属于女方。但女方对公司的掌控显然不如男方更有优势，因此如果女方取得相应股权，监督日常经营并行使股东权利都会遇到现实的困难。鉴于此，女方要求按抚养费的形式支付给女方。但这样的说辞由于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，只能将此观点结合其他证据加以阐述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双方签订了每月两万五千元的高额抚养费，但男方并没有全额按时支付，每月能支付的金额不及约定的2/3。甚至后来男方再婚生子后，给付抚养费的频次更加少了。女方孤身一人全职在北京带孩子，精神上压力很大，物质上也不宽裕。无奈之下，选择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身边。之后，男方竟然以此为由分文不付抚养费。

上述情况仅是案件的辅垫，尚不足以认定男方的抚养费应该按什么标准支付。最关键的问题是，男方的经济状况是否发生了改变，或者说发生了多少改变。

经过一系列查证，我们得知，男方自离婚后在北京购置了两套房产，虽然均没有房产证，但我们还是调取了开发商出具的产权及待办证明。男方名下还有一辆宝马5系，虽然该车在起诉前期转移登记至第三人名下，但很显然，其目前的资产状况不能否定其经济能力。同时，其在离婚后不久便对公司进行了增资，虽然从工商登记中无法反映真实的出资事实，但在法律上，不影响认定其出资的能力。同时，我们还申请调取了男方名下所有的银行卡记录，一度甚至想调取其入驻酒店的等级及费用情况。还需一提的是，我们还获取了男方办公室里2014年公司公开业绩的图表。

与此同时，男方提供的证据同样不能忽视，男方提供了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，税务局出具的个人纳税凭证，甚至2014年山东省的工资收入及生活支出的各种数据。种种证据均表明，其每月收入甚至不足纳税额，真是入不敷出。

针对男方提供的证据，我们的立场是，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是无可辩驳的，但本案需要审查的是，男方的真实收入，而不是官方收入。要想体现男方的真实收入，通过男方从离婚后至起诉期间其资产状况的变化可以看出。从离婚至起诉期间约三年时间，这三年里，男方进行了公司的增资多达百万；其购入了房产，虽然没有产权证，但首付款及每月还款额均很可观；第三，其名下之前有宝马豪车一辆，虽然目前已经转移至他人名下，但对外处置资产不防碍其具有购置巨额资产的能力。男方办公室对外公开的业绩图表则显示其营业额相当之高，可以间接说明利润额应该也很可观。从这几项证据完全可以推算出男方的年收入相当高，远不是其自称的亏损运营，负债累累。

我们的证据及观点已然争取了法官的认同，法官的态度也明显倾向于女方，而男方则显得论据不够充分，底气不足，并通过法官向我们提出调解的意向。鉴于男方之前从未足额给付过抚养费，而女方亦认可比照协议约定的数额降低抚养费，因此双方协商适当将抚养费数额进行调整。虽然双方有了调解意向，但男方又附加了诸多条件以期改变“离婚协议”中其它对自己不利的条款。同时，女方也有了息诉的意愿。作为女方的代理律师，充分尊重女方的意见，在女方能承受的让步幅度内，代理律师又为其争取了前几年未足额支付的部分抚养费，虽然这已经超出了本案委托的范畴。

2解读

我们的观点之所以能得到法官的支持，依赖于我们抓住了变更抚养费的核心问题，即“经济条件发生较大变化”，这是最高院司法解释里的意见，但何为“经济条件发生较大变化”？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它：首先，跟谁比发生较大变化？肯定是与之前双方对抚养费的约定或判决相比。我个人认为，可以按照其变化后的月收入或年收入来核算抚养费的金额，然后再与之前的抚养费金额相对比看变化情况，或者说看其资产变化的情况，这其中主要看其购置的能力而非处置的能力。其次，按哪个收入标准核算？答案只有一个，按真实收入来核算，而非官方收入。

最终，关于抚养费一项的调解方案是，男方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，女方在某地自行抚养孩子。这个抚养费标准估计破了当地抚养费的纪录，同时，即使在一线城市，这个金额的抚养费也会很少见。

此案的结果比我们预想的要理想，能达成这样的调解结果完全取决于细致、全方位的调查取证，以及对证据的组织与运用。无论什么类型的案件，法官对双方的观点及证据是无法作到全方位的思考与衡量的，这时就需要有经验的律师为法官寻找一个出口、一个理由、一条畅通无障碍的思路，通常，法官亦愿意采纳这样的律师的观点。法官有了信服的理由，至于对方的工作，任由法官去作吧！